最近爆出来的令人震惊的2025年生育率数据驰盈配资，我想起社会学者董一格几个月前在一篇英文访谈中对于中国社会再生产危机的论述。这场再生产危机除了城市中产阶级的不堪重负和我们想象的信任危机外，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在过去二十年中，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变得越来越不可持续：
“1949年建国后，建立了一种农村与城市的二元结构。在当时，超过90%的劳动力是农民，只有约10%属于城市工人阶级。社会主义福利体系只覆盖了这10%的城市劳动力，而且即便如此，其覆盖也是高度不均衡、相当有限的。农村人口必须依靠自身来解决福利问题，同时还要缴纳税收，以补贴城市地区的工业积累。
到了20世纪80年代，仍然有8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随着市场化改革逐步展开，农村人口开始能够进入城市出卖劳动力。许多农村流动女性进入了非正式的照护劳动部门工作——因为城市中的双职工家庭，既要照顾年迈的父母，又要抚养年幼的孩子驰盈配资，开始可以通过雇佣农民人口，将家务劳动和部分照护劳动外包出去。
今天，城镇化率已接近70%，农村人口仅占30%，照护劳动的商品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在许多高收入国家，大多数中产家庭并无力外包照护劳动；但在中国的一线和二线城市，许多白领家庭却能够做到这一点，原因正是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中出售廉价劳动力，从事工业劳动或照护劳动，而他们自身的社会再生产却是在成本极低的农村完成的——为了支持子女在城市工作，年迈的农村父母一边务农，一边照顾孙辈。
然而，流动工人的生活成本，与其子女的教育支出和医疗费用一样，快速上涨。生活成本的上升意味着，流动人口需要更高工资的工作。流动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驰盈配资，已经导致资本开始从中国外流。中国之所以能够长期承担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正是依赖于这种城乡二元结构，而这一结构的崩溃带来了社会再生产危机。
在历史上，其他超级大国在迈向全球霸权的过程中，都曾以不同方式应对劳动力再生产成本上升的问题。比如，大英帝国通过在殖民地剥削非正式劳动，将社会再生产的成本外包出去；美国则在18、19世纪借助奴隶制降低了社会再生产成本，之后又通过带有歧视性的移民政策延续这一机制。相比之下，中国无法以同样的方式外包社会再生产成本，因此直到今天，基本上不得不将这一成本完全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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